境外敵對勢力對台認知戰威脅與公民查核平台之防禦機制評估報告

緒論與研究背景

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板塊推擠中，資訊環境已成為實體軍事衝突之外的「第二戰場」。特別是針對處於印太區域戰略樞紐的民主政體，威權國家正透過系統性、高度資源挹注的資訊操弄（Information Manipulation）與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試圖在無煙硝的狀態下瓦解目標國的社會信任、民主制度與防衛意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或中共）對台灣的影響力作戰，不僅是兩岸關係的延伸，更被國際安全社群視為全球威權擴張與資訊戰戰術演進的「測試場」（Test Bed） 1。
面對此一複合型且持續演進的威脅，台灣公民社會與開源科技社群展現了高度的防禦韌性，致力於透過技術創新來抵禦錯假資訊的蔓延。近期，由台灣開源社群推動的「Cofacts.ai —— 打造多代理人 AI 陪伴公民查核者對抗網路不實訊息」專案，提出了一套結合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與多代理人（Multi-Agent）架構的創新解決方案 3。該計畫的核心願景在於透過人工智慧的輔助，降低一般公民參與事實查核的門檻，並利用社群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來擴大社會參與，進而提升整體的媒體識讀能力與民主防衛韌性 3。
然而，當民主社會的防禦工具引入機器學習與多代理人生成機制時，我們必須思考：在面對國家級別的資訊操弄，特別是高度欺敵性的「假旗行動」（False Flag Operations）與協同性造假行為（CIB）時，AI 系統產製的查核回應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敏感度與戰略視野？本報告旨在綜合分析國內外頂尖智庫，包含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以及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對中國對台認知戰之深度研究 4。在此基礎上，本報告將深入審視 Cofacts.ai 在與使用者協作「產製查核回應」的過程中，如何避免成為敵對勢力假旗行動的擴音器，並針對系統在應對境外認知威脅時，提出特殊的查核處理協議與防禦建言。

中國對台認知作戰之戰略意圖與理論框架

中國對台的影響力作戰，其戰略核心在於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透過改變目標受眾的認知、信仰與價值觀，敵對勢力意圖在台灣內部製造極化與分裂，進而達成「認知領域的既成事實」（Cognitive Fait Accompli）7。

認知域作戰與負面情緒動員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與蘭德公司的研究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正積極發展並實踐「認知域作戰」（Cognitive Domain Operations）的軍事準則 7。在解放軍的戰略思維中，人類的認知與情感已不再是戰爭的附帶影響，而是可被精確打擊、操縱與控制的實體戰爭領域，其概念被稱為爭奪「制腦權」（Mind Superiority）8。這種作戰模式的最終目的是讓台灣民眾與國際社會深信，抵抗中國的武力進犯是徒勞無功的，從而在實體武裝衝突爆發前，即瓦解防衛決心與國際社會干預的意願 2。
在具體的敘事建構與戰術執行上，中國對台的資訊操弄已發生顯著的典範轉移。國防安全研究院與中央研究院的聯合研究表明，過去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共多傾向使用正面政治宣傳（如宣揚中國經濟紅利與惠台措施）來吸引台灣民眾 10。然而，隨著美中戰略競爭加劇與地緣政治板塊的變動，其資訊戰手法已逐漸轉向「負面情緒的動員」10。這類操作意在挑起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恐懼、焦慮與憤怒，藉由擴大既有的社會分歧來達成政治極化（Polarization）的效果 11。此外，資訊操弄的手段亦涵蓋「指名羞辱」（Name-and-Shame）戰術，透過針對特定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進行道德抹黑與人格謀殺，破壞公眾對民主制度與領導階層的信任 13。

資訊操弄的核心敘事：台灣失敗論與疑美論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的長期數據觀測，揭示了中國認知作戰中兩大核心的論述主軸：「台灣失敗論」與「疑美論」14。
台灣失敗論的戰略邏輯在於透過系統性地否定台灣在經濟、國防與民主制度上的發展前景，試圖使公眾對國家的未來喪失信心與希望 14。敵對勢力與其協作者經常利用台灣內部的社會議題，將其放大並扭曲為國家治理的全面失敗。數據顯示，近半數的台灣民眾對國家的經濟與國安前景持悲觀態度，而這種具備「低政治效能感」的群體，正是受資訊操弄影響的最高風險群，極易陷入威權體制優於民主體制的認知陷阱 4。
另一方面，疑美論則致力於破壞台美同盟的信任基礎，將台灣政府尋求國際合作與親美外交的政策，描繪為「挑釁中國」且「將引發台海戰爭」的危險行為 14。IORG 的研究指出，敵對勢力巧妙地將國防預算增加與「加稅」等民生議題掛鉤，將複雜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問題，轉化為民眾對切身經濟利益的焦慮 14。透過這種認知置換，中共試圖簡化「美國是否會幫助台灣」的嚴肅議題，並合理化其對台的軍事威嚇行動，進而削弱台灣社會對國防建設與國際結盟的支持 14。

核心論述類別	敘事特徵與操作手法	預期達成之戰略目標
台灣失敗論	系統性否定台灣在經濟、國安與民主發展的成就，放大內部施政缺失與社會矛盾 14。	瓦解民眾對國家未來的信心，降低民主認同與自我防衛的意願，塑造威權體制的優越感 4。
疑美論	將親美外交描繪為挑釁行為，散播美國將放棄台灣或美國僅是利用台灣的言論 14。	破壞台美互信基礎，孤立台灣的國際防衛網絡，合理化中國的軍事威嚇 14。
民生與國防掛鉤	將國防預算與加稅、經濟衰退等民生焦慮連結，散布因軍購導致民不聊生的敘事 14。	降低公眾對國防預算的支持，激化內部階級與世代矛盾，阻礙軍事現代化進程 14。

認知戰之戰術執行：在地協力者與假旗行動

中國認知作戰之所以能在台灣高度開放的通訊環境中取得實質的傳播與穿透效果，其關鍵在於精準運用了「在地協力者」（Local Collaborators）的傳播網絡，以及高度欺敵性的「假旗行動」（False Flag Operations）。

在地協力者與資訊供應鏈的「借船出海」

IORG 的研究報告深刻指出，在評估「在地協力者」時，其定義並非基於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政治信仰或是否直接收受敵對勢力資金，而是嚴格取決於其「客觀行為」是否實質協助了中國操弄資訊的傳遞與擴散 4。這些協力者構成了複雜的資訊供應鏈，涵蓋了政論節目的名嘴、主流新聞媒體、社群平台上的意見領袖（KOL）、具備廣大追蹤者的粉絲專頁，甚至是一般的內容農場 4。
以 COVID-19 疫情初期為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拋出「美軍透過武漢軍人運動會將病毒帶到中國」的陰謀論，試圖為中國的疫情責任開脫 4。隨後，台灣部分政論節目與媒體在未經嚴謹事實查核的情況下，直接引用中國官媒的錯誤報導與未經同儕審查的學術論文，進一步在國內電視頻道上衍生出「美國流感比武漢肺炎更致命」以及「美國是病毒源頭」等論述 4。
這種被稱為「借船出海」的模式，利用了台灣本地意見領袖既有的社會信任度與主流媒體的傳播管道，將境外捏造的虛假敘事成功包裝為國內公共討論的正當議題 16。

假旗行動：製造衝突藉口與認知癱瘓

在更為進階與具備軍事意涵的欺敵戰術中，國防安全研究院與國際智庫詳細揭露了中國利用「假旗行動」進行認知干擾與戰略整備的模式 6。假旗行動意指行為人偽裝或假冒敵對勢力的身分發動攻擊、散布假情報或製造衝突事件，藉此誤導外界視聽，並為自身的侵略或鎮壓行動提供合理化的藉口 6。
在台灣的脈絡下，最為顯著的假旗認知戰案例發生於 2023 年 7 月。當時國內某主流報紙引述所謂的「秘密會議紀錄」，大幅報導「美國施壓台灣國防部預防醫學研究所建立 P4 實驗室，以研發生物戰劑」6。此一完全缺乏事實根據的烏龍報導，迅速被中國的對台宣傳機器與社群網路捕捉並無限放大。中國媒體結合了「台灣人與中國人 DNA 相似，因此生物戰劑是針對中國人而來」的強烈民族主義敘事進行炒作，將台灣與美國描繪為意圖發動生化屠殺的邪惡軸心 6。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分析指出，此報導發布的時機極為敏感，恰逢解放軍東部戰區進行高強度演訓及台灣舉辦漢光實兵演習期間 6。中國藉由在地媒體的錯誤報導，順水推舟地發動了一次教科書級別的「信息化作戰」（Informatized Warfare）。中共不僅成功在台灣內部渲染了深層的疑美論，引發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更在國際間為其機艦增加擾台頻次、甚至未來的軍事威嚇製造了「師出有名」的防衛性藉口 6。
蘭德公司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的研究進一步警告，在未來潛在的衝突中，中國極可能利用潛伏的第五縱隊或駭客發動假旗行動，散布台灣政府已崩潰、軍隊已叛變或高層已投降的虛假情報 17。這類行動旨在實體衝突爆發前或初期，造成社會極度混亂與認知癱瘓 17。

AI 賦能與影響力作戰的技術升級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的突破，影響力作戰已升級至高度自動化與規模化的新紀元。

影音深偽與虛擬主播的武器化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發布的報告揭露，在 2024 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與中國公安部門相關的組織（如 Spamouflage）大量使用 AI 生成的虛擬主播（Avatars）與語音合成技術，製作並散播抹黑特定候選人的影片 5。例如，利用 AI 跨平台傳播捏造的《蔡英文秘史》文件與假 DNA 鑑定報告 5。雖然這波攻擊因部分影片畫質粗糙未獲極大迴響，但其展示的零邊際成本生成能力，預示了未來高強度的威脅 18。

人造多重宇宙與跨國協同網絡

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針對 2024 年大選的觀測指出，台灣社會在演算法與惡意操作下已形成「人造多重宇宙」（Artificial Multiverse）19。中國的資訊操弄精準鎖定封閉的同溫層，投放客製化的陰謀論 12。研究更發現以柬埔寨為基地的跨國協同群組，利用 AI 高效翻譯並改寫符合台灣語境的貼文，透過龐大假帳號網絡發動協同性造假行為（CIB），大幅降低了在地化內容的生產成本 19。

Cofacts.ai 專案系統架構與機制解析

Cofacts 社群提出的「Cofacts.ai」專案計畫，意圖將事實查核工作轉型為由人工智慧與大眾共同協作的平台 3。該專案核心強調「人機協作」（Human-in-the-loop），打造「AI 查核顧問團」來輔助公民查核者 3。

多代理人（Multi-Agent）系統架構

根據專案計畫書，Cofacts.ai 依賴四個具備特定職能的 AI 代理人 3：

1. AI 調查員 (Investigator)： 自動生成關鍵字，從 Cofacts 資料庫與外部網路（如 Google Search）抓取並篩選佐證資料 3。
2. AI 寫手 (Writer)： 接收資料並依循人類指令，草擬結構化的查核回應與闢謠文章 3。
3. AI 驗證者 (Verifier)： 作為防護欄，驗證網傳訊息與網址的一致性，並比對草稿與出處，防止 AI 幻覺 3。
4. AI 觀點審閱者 (Perspective Proofreader)： 模擬不同政治光譜的讀者提供回饋，確保最終回應具備同理心，避免激化對立 3。

開放註冊與回饋迴圈

系統前端建置了登入機制，宣示「任何人均可註冊此網站」3。使用者可與 AI 協作編輯並產出查核回應。為了優化模型，專案導入了「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允許使用者對 AI 產出進行「按讚」或「倒讚並標註幻覺」，作為未來調整提示詞（Prompt）的依據 3。 (註：專案計畫書中所提及的「影響力權重加給」財務激勵機制，係專為專案初期委託的 5-10 名「資料建置工作小組」產製首批訓練資料所設計，於系統正式開發完成並向大眾公開上線後，將不再具備此資金發放機制 3。)

Cofacts.ai 在「產製查核回應」時面對境外威脅之風險評估

當 Cofacts.ai 系統面對的不再只是一般民眾對民生或健康資訊的誤解，而是具有高度政治目的、由國家級資源策劃的「假旗行動」或「境外影響力作戰（FIMI）」時，其多代理人協作機制在「產製回應」的環節上，將面臨極為特殊的認知戰風險。我們必須檢視系統是否會因為「過於專注於細節糾錯」或「過度追求立場中立」，而忽略了敵對勢力的整體戰略意圖。

一、 成為「假旗行動」的無意擴音器與洗白工具

假旗行動的核心特徵在於「高度的欺騙性」與「為軍事或政治行動製造藉口」6。當網軍或在地協力者將精心構造的假旗訊息（例如：台灣秘密研發生物戰劑、或軍方高層已準備投降的偽造公文 6）輸入 Cofacts.ai 平台時，系統如果僅依賴常規的查核邏輯，將面臨極大風險。

• 被對抗性證據誤導： 根據最新的 AI 資安研究（如 Fact2Fiction 攻擊框架），攻擊者可以利用大型語言模型生成大量看似合理但實為偽造的「佐證資料」並散佈於內容農場中 21。當「AI 調查員」進行網路檢索時，極可能抓取到這些被毒化或預先佈建好的虛假證據 21。
• 見樹不見林的細節糾錯： 若「AI 寫手」僅針對假旗行動中的某個微小數字或日期錯誤進行闢謠，而不去質疑或揭露整個事件的「捏造本質」與「背後散播的協同網絡」，這篇產出的查核文反而會在客觀上「承認了假旗行動的前提」4。例如，若系統回覆「台灣並未在 A 地點設立 P4 實驗室，而是在 B 地點」，這種回應將完全落入中共「台灣確實配合美國研發生物戰劑」的認知陷阱中，形同替敵對勢力洗白 6。

二、 「AI 觀點審閱者」的去極化陷阱與假中立

Cofacts.ai 創新設計了「AI 觀點審閱者」，旨在模擬不同政治光譜，讓回應更具同理心、避免激化內部對立 3。然而，在面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攻擊時，這個旨在促進民主溝通的機制，可能成為致命弱點。

• 將「國安威脅」降級為「國內黨派爭議」： 境外勢力的資訊操弄（如「疑美論」或「台灣失敗論」）經常偽裝成國內在野黨或特定群體的合理質疑 14。如果「AI 觀點審閱者」被設定為必須「照顧所有政治光譜的感受」，它可能會要求「AI 寫手」刪除強烈譴責中國資訊戰或揭露中共官媒來源的措辭，理由是這樣會「顯得不中立」或「傷害特定立場使用者的情感」3。
• 妥協性論述的產生： 這種將「外敵顛覆行為」與「內部民主異見」混為一談的審閱邏輯，最終將迫使系統產出各打五十大板、模稜兩可的妥協性查核文 3。這恰好達成了中國認知戰「混淆視聽、讓大眾無法分辨真偽」的核心目標，嚴重削弱了查核文章應有的防禦與警告功能 4。

三、 使用者開放註冊與協同標註毒化（Feedback Poisoning）

雖然公開上線後不再有財務套利機制，但 Cofacts.ai 的「開放註冊」與依賴社群的「回饋迴圈（Upvote/Downvote）」依然容易遭受網軍的協同滲透 3。
台灣民主實驗室的研究指出，境外勢力善於利用跨國協同群組與大量假帳號進行操作 19。這些網軍可以對 Cofacts.ai 系統中那些「成功揭露中國假訊息」的高品質回應，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倒讚」與「幻覺標註」3。這類對抗性資料毒化（Data Poisoning）不僅會影響該篇查核文在前端的顯示權重，若這些被污染的標註資料未經嚴格清洗即送入系統進行後續的模型微調（Fine-tuning），將會導致 AI 模型產生權重偏移，逐漸學會「迴避敏感的國安議題」或「迎合特定網軍的偏見」21。

針對假旗行動與境外威脅之產製回應強化建言

Cofacts.ai 系統不僅要處理日常的民生謠言，更要具備識別並抵禦國家級認知作戰的能力。專案團隊必須在多代理人協作的工作流中，針對「假旗行動」與「境外資訊操弄（FIMI）」導入特殊的處理原則。

一、 建立「境外影響力與假旗行動」的專屬查核與警示協議

當系統面對涉及國防、外交、重大災難或兩岸關係的高風險謠言時，不能僅停留在表面的「事實糾錯」，必須將查核層次提升至「敘事意圖與來源揭露」。

1. 整合國安級事實查核資料庫： 「AI 調查員」的底層檢索邏輯，應優先且強制比對由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台灣民主實驗室與國防安全研究院等智庫所發布的「認知戰論述特徵庫」12。
2. 揭露戰略意圖而非僅限細節： 若系統判定網傳訊息符合「台灣失敗論」、「疑美論」或具備高度「假旗行動」特徵（例如缺乏可信來源的軍事調動或生化武器指控 6），「AI 寫手」的提示詞（Prompt）必須被強制覆蓋，要求其在回應的開頭明確加上「敘事警告」3。查核回應必須向大眾點出：「此類訊息的傳播模式與已知之境外資訊操弄高度吻合，其目的在於製造社會恐慌或為特定軍事行動製造藉口」，藉此直接破解敵對勢力的認知框架 6。

二、 調整「AI 觀點審閱者」之權重，拒絕對國家安全威脅「假中立」

在處理一般國內公共政策爭議時，「AI 觀點審閱者」發揮同理心與去極化的功能是正確的；但面對境外勢力發動的認知戰，系統必須堅守防衛民主的底線 3。

1. 實施情境感知的觀點切換： 系統應具備分類能力。當待查核訊息被判定為可能源自境外敵對勢力的資訊操弄時，應自動降低或暫時關停「AI 觀點審閱者」中關於「追求中立、避免冒犯」的審閱權重 3。
2. 確立「事實優先於感受」的紅線： 開發團隊必須在系統提示詞中嚴格設定：如果證據明確指向假訊息來源為中國官媒、特定內容農場或跨國協同網絡，AI 在產製回應時，「絕對不得」為了迎合某些特定立場讀者的感受而掩蓋或柔化這些溯源結果 4。揭露真相本身就是對抗認知戰的最佳武器，不能因為恐懼被貼上不中立的標籤而選擇妥協。

三、 強化防範 RAG 檢索毒化與惡意回饋清洗

1. 建立可信資訊白名單（Allowlist）： 針對涉及國安、軍事與外交的關鍵字查詢，「AI 調查員」不應盲目信任搜尋引擎的排序結果（因其可能已被對抗性樣本或網軍洗版污染 21）。系統應預設一個由政府官方、國際權威機構與認證事實查核組織組成的高權重「白名單」，確保作為判斷基礎的資料來源純淨可靠 3。
2. 基於行為分析的回饋隔離機制： 針對開放註冊帶來的大量按讚、倒讚與幻覺標註，Cofacts.ai 必須在其「LLM 可觀測性平台」中導入異常行為偵測 3。對於新註冊帳號、特定時間內湧入的群體或具有明顯協同特徵的評價行為，系統應將其回饋數據送入「隔離區」，需經由資深且可信的查核員人工覆核後，才能納入未來優化 AI 模型上下文的訓練資料庫中，以徹底杜絕資料毒化攻擊 21。

結論

中國對台的認知作戰已深度結合了演算法、在地協力者、假旗行動與 AI 生成技術，其目的在於瓦解台灣的防衛意志與社會信任 6。在此環境下，Cofacts.ai 專案引入多代理人技術輔助公民查核，是強化民主韌性的重要一步 3。
然而，當 Cofacts.ai 的目標是產製能被大眾廣泛閱讀與信任的查核回應時，系統開發團隊必須深刻體認到：面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惡意操作，中立與妥協並不是正確的解方。 如果系統架構在遇到「假旗行動」或「疑美論」時，仍套用處理一般民生謠言的邏輯，過度追求細節的糾錯或在各方立場中尋求假中立，AI 將極易淪為敵方洗白敘事與擴大恐慌的幫兇 4。
因此，Cofacts.ai 必須在其核心架構中內建「對抗性防禦」的認知。這意味著系統不僅要能找資料寫文章，更要能辨識出「資訊操弄背後的戰略意圖」。透過與國內防禦智庫的研究成果深度對接、建立針對假旗行動的特殊警告協議，並嚴防 AI 觀點審閱者落入「假中立」的陷阱，Cofacts.ai 才能在資訊戰的火線中，真正發揮撥開認知迷霧、鞏固全民心防的強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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